有句谚语怎么说的？“到卡塞尔去！”卡塞尔之于艺术如同奥斯卡之于电影，没什么可说的。
卡塞尔还有一种所有人都想买的东西——“Ahle Wurscht”。这种肠香味浓郁、软中有硬，而且只有卡塞尔才有，在德国的其它地方可找不到。每五年一届的卡塞尔文献展的诱人程度已经可以同“Ahle Wurscht”媲美了，于是人们又多了一个到卡塞尔去的理由。　　
1去德国
　　八月的巴黎正值假期，生活本来就闲散的巴黎人暂时放弃了咖啡，四散奔去外省度假了。城市人群立刻换成了浑身挂满相机，兴奋地查对着旅游图的外国游客。于是卢浮宫立即转换成大排档，塞满了操着浓重口音的美国人，争先恐后地瞻仰仿佛陈列在保险柜里的蒙娜丽莎。日本人用最新的迷你DV拍着艾菲尔铁塔的每一个细节，却不太细品，拍完就走，他们大概只注重一切可以带回家的东西。阿拉伯人拖家带口，坐在香舍里榭大道两侧的饭馆里，表情茫然地吃着昂贵的海鲜。而巴黎人则啃着巴盖特，微笑着站在地中海式的迷人阳光下，以他们灿烂的艺术史和浪漫传说为 “诱饵”，让你欣然掏出每一个欧元。就象一位法国朋友告诉我的：在巴黎你永远可以找到乐子。可能是艺术家的性情使然，我却决定去寻找一种稍显冷静的心情，于是离开拥挤的巴黎乘车去德国看今年在卡塞尔举行的文献展。
　　高速列车时速300公里，窗外的景色象快进的录像带一样飞快闪过，慢慢从米勒充满稻香味的辽阔平原，渐进成了翠绿剔透的高山林地。德国人的房子就星星点点地散布在这些古老花园般的树木之中，未到目的地我已经感觉到了一丝日耳曼式的冷静。
2卡塞尔
　　卡塞尔是位于德国中部的一座小城，就象其它中部城市一样并不是特别发达。
　　在科隆或波恩这样的城市，除了它的历史古迹以外，你还可以看到各种各样壮观的国际风格的建筑，设计独到的后现代主义建筑，还有满街的新式轿车和改装跑车，以及有啤酒出售的麦当劳。而在卡塞尔你可能更多看到的是古堡、园林、一尘不染的街道、老式甲壳虫和叮叮咣咣的有轨电车。凡是在北京住过的人去欧洲城市，都会有一种小而安静的感觉，西语叫作“CUTE”，意思是指精致可爱的小东西，卡塞尔就是这样一座城市。河里游着天鹅和野鸭，小一点的河池里鱼在成群地旅行。人们或在鲜绿的草坪上踢球，或骑车穿行于小桥流水之间，浸在这种气氛中，人的心境也自然恬淡，透明的空气中弥漫着太阳与青草的味道，那气味让你很容易回想起童年。确切地讲，卡塞尔更象一个印象派画家笔下的十九世纪的城市。然而，从二战以后，这个小城因举办文献展而声名大震。
火车刚进站，我就象一个老练的旅行者一样直接奔向问讯处打听文献展的信息。
十分钟以后，我拿着一摞索要来的展览介绍从问讯处出来时，我还为自己熟练的英文能派上用场而洋洋得意着，　　但几秒钟以后，这种感觉消失殆尽，因为我这才注意到，车站里不但挂满巨幅的文献展招贴，（可能正是因为太过巨大所以才看不见），而且关于文献展的资料摆得到处都是，任你随便拿。
　　为了展览，卡塞尔开设了几条巴士专线，严谨的德国人在每一站都标明了详细的参观路线。巴士也一样守时而高速，而且到站时，本来底盘就很低的奔驰大巴会倾向车门一边，让你用不着下台阶，直接走向人行道！唉，德国人！
3 文献展
　　第11届德国卡塞尔文献展于6月8日在卡塞尔开幕。因为有许多环境作品，所以本来不太大的卡塞尔几乎整个就是一个展场了。首先进入视线的是摆在展览馆前广场上的一个箱子。看上去就是一个极普通的用来运输艺术作品的木制包装箱，上面印着标示身份的红色大字——艺术，而下面用几乎同样大的字注明——易碎品。
可能是创作者认为在这个经济并不稳定，和平也并不总在的社会，“艺术”这个有点奢侈的字眼太过脆弱了吧。这次的策展人叫欧奎·恩佐（Okwui Enwezor），这位39岁的尼日利亚人，要在展览的五个论坛中展现一幅跨国界、跨种族、跨文化、跨学科的后殖民主义图景。
　　英国艺术家印卡（Yinka Shonibare）的装置极端复杂豪华，在高悬着19世纪四轮马车的大厅里，一群身着色彩绚烂、图案华丽的盛装男女塑料模特，正在摆着各式各样的性姿势。展现出“大迁移”（Grand Tour）时期殖民主义与异国情调的经典画面。
　　曾作过钢琴演奏员的德国艺术家汉内（Hanna Daroven）的两千多幅文字装置作品，被密密麻麻地从展厅一楼一直挂到三楼，上面写满了日历、乐谱、数学运算，无穷无尽的重复其实并没有实际内容。原来她强调的是书写行为本身，就象她自己说的：“我在写，但我不在写什么。”能用别的形式解释清楚的艺术可能也没有太大价值了。我是艺术家我怕谁？艺术本身就是无道理可言的。同是德国人的女艺术家玛丽亚（Maria Eichhorn），则是将她作为艺术家与画廊及政府机构签定的各种不同类型的合同做成灯箱，镶嵌在展览馆的墙里，一排排发着淡淡荧光的文字和印章，烘托着放在中间的象佛龛一样的墙洞里的一叠欧元。艺术家的创造力与经济操作之间的关系被一语道破，冷静而准确。
《U-571》是2000年的好莱坞大片，讲述二战时美军夺取德军密码机的惊险海战故事。此片情节援引真实事件。同是在2000年由英国艺术家塞利斯（Cerith Wyn Evans）创作的作品是将一篇文章译成莫尔斯电码然后用聚光灯有节奏地投向一个旋转的迪斯科球，于是随着球的旋转，无数个白色字符被投射到墙上、天花板和地下，并缓缓移动，置身其中就象整个环境都在转，我想这阵势美国海军来了也怕要晕船了吧。
　　伦敦女艺术家莫娜（Mona Hatoum）的作品向来很有政治意味，她的作品是一堆连着铜线的五十年代的家具。随着一阵阵电流的嗡嗡振动，这些被通了电的陈设慢慢地变换着亮度，仿佛在对参观者说：我有电，别碰我。装置的四周被用细钢丝绳隔离开。在那个环境里你不敢确定这些钢丝绳上是否也带有致命电流。但作品周围却围了很多人，偶尔也有人抖胆伸手试探，看来恐惧对人确实有种莫名的吸引力。
　　因为是文献展，所以被选择的作品大多不同程度地突出表现各个地区的特点。伊朗馆是一部没有对话的9分钟的纪录片：一个站在暴风雪中焦急等待巴士的女人，表现了伊朗革命后社会的动荡不安。阿富汗的影片讲述的是偷越国境，来自巴西的艺术家让你体验徜徉在三十公分厚纯正巴西咖啡上的感觉。
　　这次参展的中国艺术家有两位，都是运用多媒体。杨福东送的是一部很中国的黑白故事片《陌生天堂》，将 “中国资源”转换得非常到位，置于西方的语境中去看它，更中国。而冯梦波则是将自己的形象做到三维电脑游戏中，并邀请观众参与到他的作品中。在一间有三块大屏幕的暗室里，你可以用一把有无尽子弹的枪疯狂射击，火光迸射处血肉横飞。在这个虚构的世界里，冯梦波是你的敌人，是你可以无休止地发泄子弹的靶子。进而发现正是暴力的情节刺激了你的成就感，于是射击，仿佛永无休止。而真正令我不安的不是持续出现的冯梦波，而是我自己。在这类游戏中，坦白地讲，自身确实得到了满足，将人性里边潜在的兽性以游戏的方式宣泄出来，同时也令人不安地发现，原来暴力与幻想正在一天天地使我们的感官发生着潜移默化的蜕变。
　　抹一把额角的汗，长舒一口气，口干舌燥地来到展览馆外面，恰逢（后来知道是非洲艺术家的作品）几辆卖冰棍的车，形象酷似七十年代遍布全国大街小巷的卖冰棍车。可爱的阳光女孩象变魔术般拿出三种不同包装的冰棒，我选择了灰色包装的一种，结果发现这冰棍的意义也太纯粹了，只有硬硬的冰，没有一点别的添加。
　　经过近半小时的吸吮啃咬，终于两腮发麻地解渴了。后来因为好奇，我又选了另外两种，结果都是一样，饥渴本身已经消解了选择的意义。看来感受纯粹也需要勇气。
　　要在短短几天内彻底感受118位参展艺术家的作品是难以达到的。形式上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展览大多数是给人带来新鲜感觉的新媒体作品，架上作品倒成了一种点缀，因为许多现代人已经没有精力用古典的心情去欣赏架上作品了，或许，架上绘画将逐渐演变成中产阶级墙上的装饰物。艺术家苦心经营的风格，在需要各种形式光鲜刺激的观众眼里，根本只是浅表的符号。当代艺术正逐渐跨越它与生活的界限。面对各种各样的新奇艺术形式，我觉得以往的手工艺术图像其实一直在和科技图像抗争，而且含有巨大信息量和视觉冲击力的后者正在将前者慢慢淹没。
　　不过，象这类由西方国家策划的文献大展，难免会带有西方的价值观和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俯视心态。那么，中国艺术家该如何自处，是跟随西方前卫？是发掘自身传统？或是用西方的观念来加工我们的传统？信息时代讲资源共享，它允许我们吸取先进有效的方法。然而“拿来主义”应该是短期手段而非长期目的。无论如何，面对这个全新的时代，我们已经毫无选择地站在起跑线上了。

发表于《时尚·Esquire》2002年12月号